沉默还是呐喊，知识分子和鞋匠面临同样的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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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离世，却在她身后引出了一场关于“知识分子责任”的大讨论。
在一片悼念声中，有人提出质疑：杨绛与钱钟书被抬高了，二位是了不起的学问家，但却称不上合格的知识分子，因为他们对公共事件漠不关心，极少发声。之后，又有文章为钱杨二人的不发声辩护，认为在某些特殊时期，保持沉默是可以理解的正常选择。
学者徐贲撰文，跳脱开钱杨二位的个人经历，指出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健康社会中，打破沉默、为不公正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。而另一学者张鸣则撰文反驳，认为离开个人与环境，奢谈责任毫无意义。
争论仍在持续。但其吊诡之处在于，这场关于“沉默”的讨论，争论双方都在打破沉默，而真正沉默的大多数，对此毫不关心，甚至毫无觉察。
徐贲仍是在坚持这一点，我们讨论“权利”、“拒绝沉默”、“知识分子责任”，或者“勇气”、“良心”、“犬儒主义”的问题，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钱、杨的个人评价，也要远远超过对他们是否运用了什么非常巧妙、高雅的方式来表现勇气的猜测和想象。
这场争论中不乏种种错位与误读，比如，到底什么是“知识分子”？我们在屡屡提及这个词的时候，它到底指涉哪个群体？是大学教授、是作家，还是所有知书识字、喜爱智识生活的个体？
所有的讨论被自动限定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，是否也是一种傲慢？这背后默认的思想是，知识分子应当承担启蒙大众的义务。可知识分子们又如何确定，“矇昧大众”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出另一种同等高度的聪慧？
归根结底，在沉默还是呐喊的选择面前，每一个个体面对同样的考验。对待社会不公，工人、农民、厨师、鞋匠，我和你....我们面临的选择与知识分子并无不同。在这一点上，这个讨论只有抵达“知识分子”之外更广阔的地方，才能产生它的效力。
与其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
不如强调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
文｜羽戈
徐贲与张鸣二先生之争，涉及两个问题。
一如徐贲文章标题所示：沉默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权利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明确何谓权利。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，一般指法律赋予人的权力与利益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缺乏最基本的保障，空悬于宪法文本，无法落地扎根，而沦为少数人的禁脔。沉默权包含于言论自由之中，既无言论自由，沉默当然不再是一种权利，而是一种后果。作为无奈的选择，沉默理当被尊重，不该被苛责，然而欲为其辩护，却不必诉诸权利话语，说什么“你有权保持沉默”，则使人有时空倒错之感。
第二个问题，关乎知识分子。徐贲把议题扳回到“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起到批判作用的正常社会”，认为在此社会，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，虽然并不违法，却“显示他们未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”，是一种失德行为。说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麻烦就来了。
《知识分子：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》
作者: 徐贲
版本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
首先得确定知识分子之所指。这个问题，大概从“知识分子”的概念传入中国，便有争议。百年以来，从无休止，不知浪费了多少口水和笔墨。甚至衍生了一些枝蔓，如公共知识分子之争，以及从公共知识分子到“公知”的污名化等。不妨断言，这一切争论，都与知识分子的定性之含混脱不了干系。
拿眼下这场论战来说。针对徐贲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张鸣反驳：“什么叫知识分子？如果按照西方流行的定义，有社会担当，有公共责任的人才算，那么，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从事知识性工作的人都不是。……如果徐先生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自觉具有公共责任的这部分人，当然沉默是不对的。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承诺的责任，当然，也就不是知识分子了。”
倘若张鸣的质疑成立，那么徐贲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强调，显然失去了批判意义，而变成了一种对身份的确认：知识分子本该具备道德责任，若不具备道德责任，便不是知识分子。争论至此，陷入僵局。
《知识分子论》
作者: [美]爱德华•W•萨义德
版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4月
所以还得回到定义。萨义德《知识分子论》列举了二十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种描述，一者来自葛兰西《狱中札记》，一者来自班达《知识分子的背叛》，他采纳了后者的定义：
“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，也不是建立共识者，而是这样的一个人：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，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、现成的陈腔滥调，或迎合讨好、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者传统的说法或作法。”
照此定义，符合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简直屈指可数，徐贲与张鸣的争论近乎无的放矢。鉴于此，我更愿意接受葛兰西的定义：
“知识分子指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工作的每个人。”
这样的知识分子，是否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呢？我则持保留意见。
按照我们的传统，知识被道德化，知识分子自幼被教导，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使他们背负了重于泰山的道德包袱，甚至构成了他们虚弱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。这一传统，绵延至今，尤其汇合了左拉等所塑造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之后，导致国人对知识分子的道德预期愈发高涨。我却以为，知识分子，包括公共知识分子，以制造、传播、出售知识为业，作为一门职业，与木匠、鞋匠、厨师等并无道义之别。他们若愿承担道德责任，抨击不公，声张大义，固然可贵；不愿承担，与木匠、鞋匠、厨师等一道保持沉默，只要不曾作恶，那也无可厚非。
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
作者: [美] 托马斯·索维尔
版本: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
我最欣赏的知识分子王小波先生曾说过：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，成为思维的精英，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。这么说，不是不讲道德，而是换一个角度，来考量道德。如王小波所云：“认真地思索，真诚地明辨是非”，“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”，此即知识分子的美德。如果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我更希望把道德标杆定位于此。这种道德，或者称之为本分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该具备，不容推卸。
我无意与两位先生争辩，更无意调停他们的纠纷，只是试图指出，这场争论不乏错位之处，正源于他们所使用的概念，或者面目模糊，或者歧义横生，譬如对知识分子的定性，以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。这些问题，不仅造成了徐贲与张鸣的撕裂，还指向现实的撕裂。就目前来看，这种种撕裂几乎无可弥补，我们只能一面使用撕裂的概念，一面加剧概念的撕裂，正如一面使用匮乏的话语，一面加剧话语的匮乏。
那么，请允许我投机取巧一把。我以为，与其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不如强调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。
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
作者: [法] 雷蒙·阿隆
版本: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
这不只因为，知识分子的定义暧昧不明，难以达成共识，公民的定义相对明晰，容易凝聚力量；更是因为，徐贲与张鸣所争论的议题，沉默还是呐喊，并非只是困扰知识分子的难题，而是困扰每一位公民的难题。
须知公民的范畴远远大于知识分子的范畴，知识分子背后，还有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农民何尝不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工人何尝不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？社会之进步与发展，人人有责，不能单单依赖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更不可以此自命。一旦把目光从知识分子拓展到公民，道德责任等令人纠结的问题，便可不攻自破。
说到公民与公民责任，徐贲和张鸣，非但不是论敌，反而恰成同道。这二人虽在争论知识分子该不该沉默，现实之中，皆以敢言、敢于呐喊著称，不妨说，他们都是公民楷模。这场争论的意义亦在于此，如徐贲所言：“讨论沉默，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。”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，文章作者：羽戈；编辑：走走；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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